《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英文名： Fragile by Design: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Banking Crises and Scarce Credit

作者：[美] 查尔斯·凯罗米里斯（Charles Calomiris） 史蒂芬·哈伯（Stephen Haber）

译者:  廖岷 杨东宁 周叶菁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年9月第1版

导读词：阮郎归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

月明盈照夜云天，光华印万川。

复登山岭弄清泉，风疏夏日炎。

观镜鉴，觅真诠，反思衰退源。

竞争行业惧威权，哪堪监管严！

一、提出问题说病征——为什么稳定且高效的银行体系如此稀少？

1、银行业危机以及银行服务不足经济体都呈现非随机分布状态：作者发现了几项非随机分布。一是银行业危机的非随机分布。一些国家常受银行危机困扰，而另外一些国家却极少或几乎没有经历过危机。比如美国在过去的180年间发生过14次银行业重大危机（银行体系本身能否存续都成了疑问，本书将“银行危机”界定为系统性偿付危机和系统性流动性危机。系统性偿付危机即银行负净值或政府救助成本超过GDP的某个关键百分比；系统性流动性危机即系统性流动性中断，如广泛的银行挤兑），同一时期，与美国在边境上有2000英里交汇、有共同文化和语言的加拿大则仅仅有过两次短暂而温和的银行流动性危机，均不涉及重大的银行倒闭。在1970—2010年间，117个国家中仅有34个国家（29%）免于银行危机，62个国家遭受一次危机，19个国家经历两次危机，1个国家遭遇了三次危机，其他的则经历了四次以上的危机；二是易发生危机的国家往往还具有其他不受欢迎的特征，美国却是个特例。21个易发生危机的国家中只有3个属于高收入国家，19个发生两次银行业危机的国家显著特征是低收入、国家管理不善；三是银行服务不足经济体的非随机分布。作者将世界分为四个收入组（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除了最贫穷国家和最富裕国家质检银行服务不均衡外，作者发现四个收入组中的每个国家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一国信贷规模不但是信贷需求的函数，也反映了信贷供给的制约因素。

2、世界上仅有6个国家的银行体系达到了高效和稳定的标准，占比5%。作者以比117个国家均值高一个标准差的银行信贷占GDP百分比（83%，澳大利亚恰好是这个水平），作为信贷充裕国家标准，1970年以来未发生系统危机作为银行体系稳定的标准，那么只有六个国家达到了高效和稳定的标准，其中一半是小型经济体，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和马耳他，较大的经济体中仅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还有一个是新西兰。如果标准更严格些，以私人部门银行信贷占GDP百分比计算，则只有三个。

3、银行体系不稳定有“人为制造的脆弱性”，其根源于政府和银行家伙伴关系中的内在利益冲突。作者明确指出，银行的日常运营依赖于仅可由政府提供的三大关键财产权保障，政府不是一个无相关利益的独立第三方。金融财产权的政治逻辑很强大，在作者看来，财产权体系作为银行业的基础，并没有随着金融机构匿名“市场”的效率标准而同步演进，相反，财产权体系是交易的产物，而这种交易取决于现行政治制度，并在制度中得到实施，交易的发起方是市场参与者和当权者联盟。

二、分析问题寻症结——历史环境及根治其中的政治制度对银行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但同时也限定了该国银行体系的一些可能特征。

1、持续的信贷稀缺和银行不稳定可以理解为“银行交易博弈”产生的均衡结果，源于特殊的政治制度及从中发展出的银行体系。上文提到的交易，涉及显性交易和隐性联盟，从根本上来说，交易是为了创造和分配经济租金，并维护政治权力。作者将达成政治交易的过程称作“银行交易博弈”，是它决定了银行如何获得许可（一般都是特许为主，现代经济中最核心的信贷供给方一直都是特许银行）、如何接受监管、如何与政府互动。威权制度往往导致银行信贷供给的稀缺和银行的不稳定性，民主制度往往产生信贷充裕的银行体系，但该体系不一定是稳定的。在民主与威权制度之间，银行业结构也不会是完全的“双峰”状态，因为每一种政治制度下会有不同的联盟，政治权力的分配才决定联盟的构成及其交易的形态。一图胜千言，具体分类如下：

2、政治决定了不同的博弈规则，所有国家的银行体系都是“银行交易博弈”的产物。本书的研究表明，基本政治制度的差异导致了“银行交易博弈”规则的不同（相同时期的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现代银行业是政府和银行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这一伙伴关系由政治体系中决定权力分配的制度所左右。政府的银行业政策体现了造就这一伙伴关系的政治交易，反映了利益集团的权力，而这些利益集团对交易的认同对政治当权者维持政治交易至关重要。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政治体系日益复杂，政府和银行家的“伙伴关系”也在演进。

3、五国案例——背后的政治交易才是驱动逻辑。英国英格兰银行从政府垄断特许银行转变为最后贷款人，美国银行体系由成千上万的单体银行到若干大而不倒的超大型银行（次贷危机前政府支持企业加入了联盟），加拿大银行业从一开始就是由若干家在全国拥有众多网点的超大银行构成，墨西哥从稳定威权下的裙带银行体系走向外资银行与政府形成的新银政伙伴关系（墨西哥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集权式的威权国家，1997年开始转向稚嫩的民主国家），巴西银行体系由政府获取通胀税的机器转向创造就业的机器（巴西独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于某种形式的威权统治中，1989年之后进入稳定的民主时期），这些历史和案例的背后都是政治联盟的影响，解释了政治交易的逻辑，以及说明了监管部门决策受政治逻辑驱动。

三、解决问题开药方——如何改变政治制度，使人们不再有强烈的动机结成降低社会效率的联盟

本书并没有系统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开药方这部分仅作一些整体概述。但作者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与已有的普遍、主流观点不同，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金融系统的运行机制，减少金融危机，促进金融稳定的有益而独特的视角。银行业是政治体系的制度化表现——某种镜像，是一面“镜子”。政治体系，则是一个社会漫长历史的产物。总之，作者认为，为了探寻银行业的实质，必须弄清楚对应国家的政治体系和历史环境。

1、给民主国家的启示——民主政治体系与银行信贷资金宽裕程度有相关性，民主政治体系通过保障私有产权来影响银行信贷资金宽裕程度，但如果还需要拥有稳定的银行体系，对应地，通常还需要很强的限制银行家与民粹主义者结盟寻租的能力。英国和美国历史上成功或失败改革的经验都显示，在一个民主政体内，要达成有效地银行业改革，最关键在于让美好想法持续获得民意支持。要注意的是，危机会激发选民的改革情绪，但有权势的利益集团常常也借此成功地巩固了自身权力，比如1989-1991年的监管改革没有真正约束银行和政府支持企业以公共利益为代价的冒险行为，银行利用新的资本要求，隐藏风险直至次贷危机。

2、给威权国家的启示——在银行家私人财产保护上，威权制度没有给予强有力的保障，银行私有化和政府救助反而成为这种情况下的常见现象，复杂而严厉的监管措施、信贷资源匮乏与严重的贪腐问题（除了政府部门，公司领域的腐败更要注意）也相辅相成，此时的银行体系脆弱性会非常突出，集中决策的政府最多可以在快速增长中催生、维持局部稳定的银行体系。另外，财政状况从根本上塑造了“银行交易博弈”，书中曾提到，对于巴西而言，是整个博弈。在稳财政和减少腐败的政策努力下，提高私人和公共部门的治理水平，威权政体或者民主尝试时间短背景下银行业危机的管理可以成为一个持续的过程。

3、改革家的意义——书中所述政体和案例背后都有自己的改革家，成败得失都有史可鉴，美国的汉密尔顿、中国的邓小平、英国的撒切尔、德国的俾斯麦等政治人物的改革理念，加上背后银行家的行动参与。作者在书中背后引述萧伯纳“明智的人都会去适应世界，不明智的人只会坚持让世界适应自己。因此进步总是由不明智的人推动的”，指出有益的改革都需要有知识的、顽固的“不明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