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书，第十四期（20131122）：《红色资本主义——中国的非凡崛起与脆弱的金融基础》。

一、整体观感：

1、中国金融体制的历史十分值得一读，也就是说这本书除了和上本老董事长高坚的《How China Grows:Investment,Finance,and Reform》一并推荐外，还可以一并看看刘鸿儒老师的《变革》与《突破》。《变革》中讲述了中国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建设的起始，《红色资本》中直述中国的银行就是中国的金融体系，它们是等价的。要了解中国的金融体系，那就了解银行吧，它们是中国唯一重要的国内经济资金的来源； 2、与上本书一样的结论，现行的金融体制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体制的变革是十分困难的。中国政府全面掌控经济体系的做法，导致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的脆弱，忽略了实体经济的高成本—人为的资金价格扭曲、投资失误、不良贷款和通货膨胀等等，这样的经济框架离以市场为基础的发达经济体很远（主要是即使学到了西方社会的法律体系、会计标准、市场以及其他国际资本主义机制的特征，实际运转和表面相似是两码事）；3、金融改革的十三年（1992年—2005年）和2005年10月长假之后金融改革的结束。周小川推行的银行改革使得财政部在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投资损失惨重，而允许证券公司和国有企业发行短期债券也侵犯了发改委在企业债务方面的利益，而后就是央行试图的金融改革搁浅，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在之后不断追求富可敌国的资源和控制力。它们成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绝对“支柱”，政府将银行作为一种“基础设施”，用于向“你最珍贵”的国有企业提供无限的资本，而这完全得益于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的高储蓄率，银行只需要低息揽储(银行在中国仍然被看做一种公共事业，国有银行甚至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的大佬们都是党中央组织部任命的，董事长们能如何代表股东利益，公司治理机制又如何去改革)；4、中国存在两套平行经济体系，其中一种由外资企业和私人企业主导，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和长三角地区。这两个地区吸引了中国70%的外商直接投资，贡献着70%以上的出口，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为中央政府创造了巨大的外汇储备；另一种则是“体制内”的经济，由国有企业主导。在中国的执政党眼中，这套经济才是真正的政治经济，整个中国的财政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包括已经开放了的全国外商投资的政策，一直在为这套经济服务，严格遵守“体制”的指导（China is a Family Business）。但是当时每一个公司的大老板都相信朱镕基，认为中国经济自由化的道路是不可逆转的。

二、细节心得：1、邓小平在1974年第一次重回政治舞台时，努力让中国重新获得了联合国席位，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也是在改革前首以开放的态度去走访世界时，中央政府发现银行中所有的外汇储备只有3.8万美元，他连一张头等舱的机票都买不起的话，当时要如何让中国腾飞是个大挑战（现在中国坐拥外汇储备至少3万亿，注意还依旧是美元）；2、在规定好的存贷利差下，只要有经济刺激计划，银行恰好通过扩大信贷规模增加利润，这是国有银行在任何情形下都会做的事情，银行的财务报表超级漂亮，资产规模在《财富》500强中节节上升，但迫切需要资本的再注入。只要中国的出口和非公经济仍然相对薄弱，依旧需要银行扩大贷款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从历史（80年代和90年代贷款膨胀的经历）还有后来（2009年后的慷慨放贷）中国银行业发生的事情，都能明白朱镕基为什么1998年试图采用国际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方法，创造一个独立的银行系统（主要通过让中国的金融机构赴香港上市而不是在上海上市，就是为了能够将银行系统的监管交给国际监管机构、审计机构、投资者和法律机构）。只有危机才能刺激银行改革与转型。同时惊讶于作者如此了解央行和财政部博弈、处置不良贷款的资产管理公司这段（原计划的资产管理公司十年后不但没有退出，反而陆续争取公开上市，组建最强金融控股集团模式）。3、两个故事：（1）一位怒气冲冲的上海家庭主妇，抱怨国债交易的垄断性（银行垄断了上交所债券方面的交易），最后连朱镕基都知道了她的愤怒。朱镕基决心采取果断行动。1997 年6 月，他一举将银行和臃肿的政府债券发行交易机构踢出交易所，直接进入在当时又小又不活跃的银行间市场。从那以后，个人投资者只能通过零售渠道购买储蓄国债，而机构投资者基本被限制于银行间市场（银行不允许在交易所交易股票则是另外的故事了，我在想这两方面的作法是不是都过于绝对了）。（2）另一则是高坚“红塔山烟盒”招标的故事——当时财政部的改革者高坚，对谈起他当年主持荷兰式招标系统建设工作时期用红塔山烟盒投标，完成在承销商中举行的首次荷兰式国债拍卖的经历还是饶有兴趣。一些人抽烟的习惯和这种承销政府债券分配公平的方式，不失幽默地解决了财政部资金筹措困境，这种招标承销模式及系统沿用十余年。但还要说一句的是，从流动性还有投资人结构来看，从一开始，无论是发行国债还是企业债、银行债，都带有政治任务的色彩（对于国债，80年代初期，个人投资者占国债持有比例的62%，虽然当时国债规模不大，但是可以对比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国债公募，2011年个人投资者持有比例1%不到，可以说是近于消失。而银行持有国债的70%多，国有机构持有92%，也就是说国家持有自己发行的债券）。

个人理解：1、周小川在1998年就意识到了风险被掩盖后所带来的潜在系统性危机，这一点从银行体系一直以来的对实体经济构成最大威胁，尤其是后来不够发达的债券市场使得风险始终还是集中在银行体系内，他悲观地看到了正确的结果：建立公司和投资人之间直接的联系的公司债市场和股票市场始终落后，金融市场融资结构不合理，金融体系隐含了相当大的风险——立意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2、中国为什么要有一个这样的“原始”状态的债券市场呢？出发点是分散银行系统风险和国家财政风险，有一个基于政府债券的收益率曲线，为其他证券提供风险衡量的基础。但中国的债券市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风险定价（对风险进行衡量）的功能，就连资产定价也是行政力量而非市场力量决定，再加上二级市场上流动性很差（中票为流动性最高的债券品种，换手率一年九次），只要通胀不过分，银行很乐意将债券持有到期，就好像它们放出去的贷款一样，要逼它们，除了推进利率市场化，还有什么可能么； 3、2005年之前，发改委和证监会都没有对企业债产品太在意，这个可以从企业债发行量、规模上看得很清楚，但是2007年后真是放量上涨，08年较07年直接翻了近4倍，07年较05年翻了近2倍。从证监会角度看，债券和股票之间是零和游戏，其时监管者通往成功的通道不在固定收益市场（当时股市是最大的政绩），而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黑马就是交易商协会，做了当时资本市场最应该做的那些事情。现在再看看地方融资平台，只有国开行、发改委的融资方式，简直是“朝融资，夕可死”的“只争朝夕”。不管明天会怎么样，先把风险掩盖在地毯下吧。4、问题确实越来越复杂了，解决的方式也会越来越复杂，但我们还是不用如作者一样悲观，一切困难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还有这样关心中国经济金融的外国人，未来还有可能继续出现朱镕基式的铁腕人物。在外资银行所占国内金融资产一直不达2%的情形下，未来金融发展空间简直无穷大。当然，过分乐观和过分悲观一样，都是盲目得没有方向，这肯定是领导人不会做的，毕竟我们积累了教训。

高坚行长的书，数据内容和市场情况都停留在了08年前。。。但关于金融市场的判断，后来很多都应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