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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书,第十九期(20131227):《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作者:Ronald H.Coase ,Ning Wang 。译者:徐尧,李哲民。中信出版社,20131月第1版。

英文名: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以下为读书笔记,关于中英文名称的不同,想必也不用多说,中文翻译也是恰到好处。关于书中很多精彩之处,我已经删了好多,但还是发现剩余不少啊。

一、整体观感:

120087月召开的中国经济转型(芝加哥)研讨会上,张五常发言称“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堪称“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但两位作者可能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可能更认可的是,这一经济转型又是哈耶克所谓“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绝佳案例,弗格森所谓的“人类行动的后果而非人类精心计划的结晶”。2008718日,科斯在总结演说中提出“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2、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是一代伟大革命领袖,而且是领袖中独一无二的人,谱写了革命的旋律和传奇,至高无上的缔造者,这样的人,一百年才出一个(各个国家政治领袖的评语简版综合体)。但毛泽东两次对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调整——大跃进(1958~1961)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灾难深重”,但这两次灾难也没有完全抹平毛泽东时代所打下的经济烙印;3、中央集权化的经济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出现过,但只是昙花一现(1952~1956),毛泽东对中央集权的极度不信任,最集中的体现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推荐大家结合《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重温(《公报》当时没给出任何具体措施,也是一种幸运,一种恰逢其时,因为当时制定的任何具体措施都可能由于刻板的红头文件、信息匮乏、体制僵化等因素,只会造成对经济严重的伤害),这也是毛泽东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做出的反思,也是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和政府“分权化”的理论基础,个人认为,这些也能部分体现出邓小平、习近平对开国后的毛泽东的地位和精神的继承与发挥,就像推崇孙子兵法一样,希望能沿着毛泽东思想和思路活学活用;4、制度变迁实际上是一个逐进而又危险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政治力量能够介入并加速这个进程,而且未必需要通过威权,相反需要卸去实力部门的威权。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实力最强大的要素一般都不是变革的最佳推动力,拥有绝对实力的部门在认知上往往为现有制度所困,几乎无法跳出既定框架进行思考; 5作者一直强调思想市场的重要性:在以知识为主要推动力的现代经济里,没有什么比思想市场更能影响人力资本市场的质量和表现。钱学森之问昭示出,一个生机勃勃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取得学术成就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个开放社会与自由经济不可或缺的道德和知识的基石;如果没有思想市场,人类智慧的伟大多样性也会枯萎。给那些爱好科学、潜心科学为人生一大乐事的学者创造衣食无忧、精神自由的环境,最大程度发挥人类的创造力,不再以绩效为基础的奖励体系强制学者们发表文章,没有比将学术动机与物质利益合二为一这种方式更能扼杀科学工作者的创造力和原创性了。政府的行政干预与垄断直接摧毁了中国的思想市场,就连物理学和生物学这种与意识形态不沾边的科学领域,也几乎不存在自由的思想市场;6、处在边缘的力量能够为变革提供不同的激励机制、新技术以及全新的视角和关键要素。在中国,这个群体就是农民、城市待业居民以及在计划经济下被边缘化的力量——私营经济,他们才是推动中国市场转型的先锋。我又想起了“一切困难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中国的关键优势在于她拥有13亿进取、努力、不屈不挠的人民。”这也是为什么孙中山提“三民主义”,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为人民服务”,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后面的就不续了,只要不是民粹主义,只要不过度,这些认识肯定是需要的。

二、细节心得:1中国领导人在处理政治争端上的理性化得益于两大机制的发展:(1)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了政治,学者间的辩论和不同观点之间的竞争一定程度上变成政治斗争的代理,避免了不同派别之间的直接斗争,而且即使这些学者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甚至将他们革职,也不会影响政局稳定。80年代初期开始,学者不时地作为政府智库直接参与政府决策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尤其是经济研究所)、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及中央书记处下属的农村政策研究室;(2)中国法律体系的重建,邓小平说“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是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但作者认为法制与法治形成了鲜明对比,法律民主在中国的主要目标是维护政治稳定,法制在规范中央政府的行为上更有效,而权力分散的政治结构使得中国更需要通过法制约束一手遮天的各地方政府;2、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第一轮改革以失望而告终(主要因为国营企业并未成为名符其实的“企业”以及产业结构支离破碎),未能取得实时性突破。真正具有突破性的改变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按潮涌动——所谓诸多的“边缘革命”推动了市场转型。变革往往都是在中国经济最为薄弱的环节发生的,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圳及其他经济特区,乡镇企业带领的农村工业化革命——异军突起,让邓小平形容为一个令人震惊的惊喜。吴敬琏所谓的政府的新改革策略“增量改革”——“体制外的增量先于体制内的存量”,作者认为这种增量改革并非来自中国政府的战略。不过都一直强调了市场力量。但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之前,我们还是要认识到,政府控制着诸多经济资源和制定政策的特权,政府实施的改革措施还是具有决定性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看得见的手的指引下,更好地发挥上一条“两大机制”的作用和功能;321世纪最缺的是啥?是人才。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最大限制是缺乏高端人才。人才的质量和构成是经济生产率的一个决定因素,而人才市场则直接影响一个社会培养和实用人才的效率,这两点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决定经济生产率的根本性因素。没人可以否认商品交易所、股票市场、银行、法院和政府在现代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但所有的组织都是由人来管理与运营的。没有一种制度可以像傻瓜相机一样,也没有一种制度一成不变;制度如何运作、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不可避免的反映出它的监管者和运营者的品质;

4、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是农民(毛泽东时代占全国人口数量的80%以上),但中国最对不起的就是这个最大的群体。主要表现有二:(11953年政府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补贴工业化,自此后绝大多数中国农民便“再也没填饱过肚子”,随后的大跃进中,数千万人死于饥荒,这场悲剧集中发生在农村地区;(21958年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上述二者是一把有形又显得无形的“剪刀”,相较而言,管仲的“寓税于价”显得多么艺术,而“剪刀差”这种行政命令式的配置资源方式,是不公平的初次分配;5、在中国,集权与分权的共存由来已久,传统政治秩序的稳定需要依靠集权和分权两股力量的平衡,正如太极中的阴阳相糅。在毛泽东心中,中央集权是很危险的——这和他战时形成的思维方式有莫大关系。他理想中的经济是由很多结构相似、自给自足的子单元汇聚成的海洋。公社便是其理想社会中近乎完美的基础社会单元,每一个公社在经济和社会功能上无所不包:农业由生产队负责,工业交给社队企业,医疗诊所雇佣“赤脚医生”,公社还有托儿所和学校,甚至还可以组件自己的民兵组织;6、毛泽东摧毁了思想市场并垄断了整个精神领域——毛泽东嗜好读书,生性好学,自信而富有反抗精神,但由于自身经历,对正规的学校教育和体制没有什么好感,对学术和现代知识分子更是充满怀疑和抵触情绪,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包括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悉数被打成阶级敌人。“文革”中最引人瞩目、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莫过于政治和知识阶层。

三、个人理解:1、后天(20131229日)就是科斯103周年诞辰(如果美国太平洋时间加上16小时就是中国北京时间,和我的硕导杨其静老师同一天生日)。杨老师带我们读的第一篇文献就是科斯的《企业的性质》,然后再读《社会成本问题》。《企业的性质》也是我接触经济学后读的第一篇文献,当时的感觉后我后面要说的“过河”的感觉一样,一开始觉得很好懂,但后来发现自己实际上没懂。只是当时已惘然:只不过学了些术语;2、这本书粗略读了三遍,头一次自己浅薄地觉得书比较浅(当时还误会着是作者王宁水平不够的缘故,甚至误会着科斯只是挂了个名,毕竟当时他老人家已经100多岁了),第二次已经体会到了非同一般了(此时才看到原来他们在087月召开的中国经济转型(芝加哥)研讨会后就开始思考着手写书了,每个月定期不定期研究和讨论),第三次由于要硬着头皮做这读书笔记,又读了一遍。由于其中思想和故事过于丰富,我只能说就像摸索过河, 刚下水时觉得浅,后来觉得很深,快上岸时又让自己浅了一回。这也让我想起博导对我们说过的,读数学书也有一个薄到厚,厚到薄的过程;31992年成立以后,中国证监会便很快认识到,证券市场将为国有企业提供一种特权,解决各种债务问题,替它们直接向公众募集资金。由于周知的“三分业务、七分政治”、国有企业等原因,中国的证券市场依然相对落后,作为一种市场制度,缺乏足够的能力对上市公司的管理进行规制。在中国快速增长的资本市场中,其实只能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关于这一点,可以回头看我第十三期中总结过的() James Riedel 金菁 高坚How China Grows:Investment,Finance,and Reform

国有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不仅阻碍了银行业发挥有效金融中介的作用,更是中国债券和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绊脚石”。另外,国有资产交易中心的崛起是造成中国证券市场发育不良的一个重要原因)。上海作为地方国企改革措施的经验促成了部级代理机构——国资委的成立,目的和意义是极大地简化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心环节”——国企改革,从此结束。但国资委有没有实质性地解决问题,后来我们都可以看到,将来我们还需要探索国企的政治经济地位,对应的权利和责任,简言之,自上而下的功能定位;41988年政府试图强制推行价格改革,但当时的宏观经济条件已经非常不利于价格闯关(地方政府投资饥渴一直存在,劳动部筹划工资改革,这两方面对应于1985年巴山轮会议时托宾等经济学家预警建议的“投资与薪金的同步增长是中国经济走向恶性通胀边缘的成因”),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改革总是在危机是被逼出来的,我们要做的是思想先行,起码要有应付的自由思想市场)。这其中,80年代初价格双轨制的实行,无疑是给当时混乱的价格体系雪上加霜。林毅夫近些年还为价格双轨制“叫好”,以稳定的名义,甚至提出养老金双轨,但中国政府早已意识到全面物价改革的迫切性,所有的为之辩护都不如在一开始就为全面改革准备,为未来如何及时退出创造条件;5、如果社会经济改革实验(试点)大面积铺开,往往会改变经济运行的逻辑,尤其是会改变私人部门的激励,但如果不能够铺开,不能形成上层支持的制度和法律,试点的意义就会很小。但无论如何,法律缺失才是最大的梦魇,民主和秩序在法律缺失时无法实现,政治运动中无知的破坏力将毛主席希望的通过“大民主”消解政治官僚化的目标粉碎、击溃,“年轻无知的叛逆精神一旦披上革命的外衣,被扭曲,放大而恣意妄为,就演变成席卷全国的暴力运动”;6、概述关于几位领导人的几点总结:(1)华国锋的失败之处:虽然放弃阶级斗争为纲,希望领导经济走向复苏与现代化(这从夭折的“洋跃进”看得出),是“思想开放、民主”理念的领导人,华国锋的失败有二,一是不仅没有把中国人民从那种压抑自由思想和创造力的专制中解脱出来,结果是思想专制反而没有一点点松动的迹象——典型的是“两个凡是”;二是没能依托开国元老及老革命家对应的庞大的人脉网络,使得他在北京政治体系中依旧是新手,也是局外人。但,失败体现的更多的是,转折时代的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中艰难的摸索;(2)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把全国人民印象经济建设。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推广“实事求是”作为党的基本指导方针,务实创新的邓小平,将毛泽东思想从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中拯救出来,在不否定毛泽东本人,也不否认其思想的合法性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以一种很巧妙的方式打开了改革之门,继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避免了意识形态的纷争,维持了经济改革所必需的政治稳定。邓小平了解不断在改革的错误中学习的重要性,尤其是政府既要保证所犯的错误不至于危及改革背后的政治共识,又要适度放宽政治约束,同时还不能威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他的历史功绩永远是第一位的。”再就是强调以开放促改革:出口促进的新模式奠定了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基础,改革开放模式下,现代科技以进口消费品和资本引入的方式呈现在全社会消费者和所有生产企业面前,这不同于“洋跃进”中引进的西方科技仅仅停留在部分国营企业手中,现代科技和管理经验的引入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长期影响远远超出了比较优势所强调的范畴。另外还有邓小平要求党员在市场化改革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和旧有观念打一场恶仗,“对我说的话,有人顶,有人拖,有人是真心地办”;(3)习近平的政治智慧: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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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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