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书，第六十五期（20141107）：《中国经济史》

讲授：钱穆

记录整理：叶龙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出版日期：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3次印刷

一、整体观感：1、本书是《国史大纲》的作者钱穆先生，于1954年至1955年期间，在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的主要内容。记录整理人叶龙师从钱穆多年，对课程与笔记内容作出了补释，形成流畅而易读的文章，在香港《信报》经评版陆续刊出，最终集结成书。贯穿全书的主要经济问题包括农业经济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工商业发展、货币制度改革、社会阶层现象、税制及徭役等。细读两千年的经济史，我们可以发现，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 2、这本书遵循的是中国历史的朝代先后顺序。中国以农立国，秦以前的经济（从上古时代开始，夏商周、春秋战国到秦统一中国），标榜周祖后稷。秦代开国，经济已具规模，建立土地私有制，并重视农业。城市涌现，度量衡统一。货币流通，工商发展，已有可观，但可惜的是苛捐重役，致秦灭亡。汉代以后至大唐一段，是书中最为详尽的，特别注重论述中国财政经济金融制度的得失。中国在唐代以前可称古代社会，自宋代起至现在可以说是近代社会，宋以后书中着墨已经不多；3、作者在本书中扼要地讲述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和朝代兴亡之间的关系，按照出版后记中所述“应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

二、细节心得：1、 春秋到战国：这是社会第一次大转型中最光辉灿烂的一段（读书笔记第三十一期（20140314）《晚清七十年》中记述——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为第一次转型，历时约三百年）。从春秋到战国也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激烈的时期，无论政治、社会、经济、学术，都发生了大变化。经济方面主要是从贵族御用工商及贵族私有的井田制转变为后代的农工商兵的自由业，遂使战国时代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1）封建崩溃（渐进式）与郡县兴起，冲破格子线（百亩井田之格子线，谓之封疆有如大围墙）同时向大城市集中（2）封地与私产的界定，不少农民离开耕地从事新兴事业和自由商业（3）大规模兴修水利河渠陆路；2、中国经济思想的两大派：汉武帝时代的全部经济制度与政策可以代表中国自古至今的两派不同经济思想。一派是以晁错、贾谊和董仲舒为代表的正统儒家思想，是统制的计划经济，也可以说是人道主义、文化主义的经济思想（轨物主义，轨是轨道，物是标准，含有礼乐教化之意义）。另一派是司马迁极端放任的自由个人主义的经济思想（不同于老子各安其所、天下太平的“至老死不相往来”）。中国政治的复杂之处在于，历代以来都轮番采用上述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太史公的让人民放任自由的经济思想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意思是说“中国自有历史记载以来，自虞舜夏禹起，直到西汉司马迁的时代，2000年来，人人的欲望便是想看尽天下间美丽之色彩，想听尽天下间悦耳的声音，想尝尽天下问美味的食物。人人想过身心安逸的快乐日子，有自我得意的荣耀人生。这种长期以来的习俗已无法改变了。即使用很高的理论向家家户户去说服他们，也属无效。所以司马迁认为不如照他的意思，让人民放任自由好了。次一等的便是领导他走向一条规定的道路；其次是教诲他们，灌输以哲学，但这已是第三等了。至于第四等，那便是用社会主义的统制计划经济来管制人民。最下等则是与民争利了。”；3、宋是划时代的近代经济的开始：封建社会的井田制度进入转型期社会，经过东汉以后又进入门第社会，门第社会进入唐代后形成科举制度，至安史之乱，1000年的门第社会才戛然而止，完成的是从封建门第到宋代庄田。宋代已无门第社会，出现的是田庄、庄主和庄客，户口也分为主户和客户，貌似还有官户。自宋代起，历史上正式有“田主”之称谓，即今日所谓“地主”。

三、个人理解：1、这本书是有助于读者解读中国推行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原因和影响的，同时将历史上的有益的经验和借鉴应用于当今商业社会，可以避免失败的教训重蹈覆辙。推荐与之一并阅读的书除了《晚清七十年》（每周一书第三十一期中有所记述）和《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每周一书第二十八期有所记述），还有最近热播的《北平无战事》，其中国民党推行的反腐和币制改革，其实可以加进本书，或者有所借鉴。当然还有作者的《国史大纲》，该书中列明的四大信念也适合于读这一本书，最后有所备注；2、想提一点，仔细阅读本书，也和想搞清楚“三农”相关问题有关，而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农”一词，其实是钱穆先生首创。他在本书绪论中明确说到，“研究农业经济可分三项目，一是生产的经济，二是农村的经济，三是农民的经济。” 这里所指的 “（农业）生产的经济”，就是现在所说的“农业的经济”，作者还明确指出中国的“农村的经济”和“农民的经济”都与西洋不同，中国之农村与城市的关系与西洋不同，农民地位不同（西方农民是奴隶，中国是佃农与自耕农），中国文化是大陆文化，而非海洋文化，是村落的，而非都市的（希腊、埃及之文化重点在都市）。不过，最古的中国社会并非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应称为氏族社会，氏族社会的经济以农业开始，世界文化的开始莫不如此；3、书中最后一章单独对中国历代“货币制度”、“漕运与南粮北运”和水利（黄河、长江、淮水的利与害），可以说历朝历代都逃不开这三个关系到王朝命运的问题，就好比每周一书第一期《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所记述的——所有的改革都紧紧围绕影响宏观经济的“财政、货币和土地”展开。当然本书的层次和境界要比后者高出很多，对于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经济和相关制度，本书是非常有益的，对理解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尤其是汉唐时期），让我们不妄自菲薄，正确体会后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备注，《国史大纲》中，作者明确要求读者读该书所需之信念有：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只是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云對本國史有所知）；

三、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遣。）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備具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國家自身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減，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是不是有醍醐灌顶之感，是不是明白了钱穆是为大师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