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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书,第三十一期(20140314):《晚清七十年》

作者:唐德刚。

出版社:岳麓书社;出版日期:19999月第1版。

(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最好还是看这个版本,差异很大)

一、整体观感:1、唐德刚(1920823日-20091026日),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胡适的学生,比较有名的著作有《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中美外交百年史》,当然还有这本最经典之作,按书中记述,作者谦虚地认为自己因为自己一篇期末作业《中国郡县起源考》,让自己和恩师和学校结缘(后面细节心得再述)。作者1920年生于安徽省合肥县西乡山南馆唐老圩,1939年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历史学系,194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44年在安徽学院(后来的安徽大学)史地系讲授《西洋通史》,1948年赴美留学,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1959年获史学博士,后留校任教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负责口述历史计划中国部分,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亚洲研究系系主任;曾任纽约文艺协会会长,20091026日,因肾衰竭卒于美国旧金山佛利蒙家中,享年89岁; 2、作者提出“三大阶段与两次转型”。作者认为,按中华民族四千年所特有之社会型态发展之程序(typological approach to societal development)分析,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封建、帝制与民治”。三大阶段靠两次转型联接,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为第一次转型,历时约三百年。从帝制转民冶为第二次转型,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这次转型尤为艰难,还没完,或者说清朝民国没有转型成功,作者根据他国经验,推测本来正常路径200年也难见功夫,所以,中华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21世纪中期,“方可略见松动”;3、作者认为,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李鸿章所谓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从割让香港之后才被迫开始的,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作者名之曰“历史三峡”(精辟的比喻)。“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的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4、中国历史原是千年不变的!(这个可以参考第二十八期读书笔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自认为这个理论更能解释中国为什么千年不变,也能够说明了为什么老蒋为什么那么快失去江山)。作者问:“但为什么一旦变起来,便十年一变,变得没个底呢?”作者对千年不变的形象解释是,简单的说来,就是个“瓶颈”的问题了。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都会发生瓶颈淤塞的现象。瓶颈一旦淤塞,则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就要像上节所述,只能就地打转,盘旋不进。永远冲不出瓶颈,则只有老死、横死或老而不死,带病延年,慢慢拖下去。这项冲出瓶颈的程序,在哲学上叫做“突破”,在史学和社会学上则叫做“转型”——由某种社会模式转入另一种社会模式,以图继续向前发展。可是不论“突破”也好,“转型”也好,二者都有“穷则变”的规律。。。把这一历史现象概念化一下,也可说是衰世文化就要变;优势文化则不变。而在十九世纪中期,也就是“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千年不变的老制度忽然“十年一变”,“十年一变”是“转型”的阶梯。

二、细节心得:1继续细说“十年一变”。鸦片战后,不及十年(一八五),便出了个儒释道三妖通吃的洪秀全;再十年之后在政制上又冒出个两千年未尝有的外交部(总理衙门);其后接踵而来便是李鸿章的洋兵洋操、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一九〇〇)、孙中山的建立民国(一九一一)和胡适的全盘西化(一九一九)。差不多都是十年一变。而每一变都是传统中国千年也变不出的新花样。再看我们“五四”(一九一九)以后出生的这个“老辈”——打我们记事时起,不是每十年一个不同的中国?且看二九(国民党的统一和内战)、三九(抗战)、四九(人民中国建国)、五九(大跃进)、六九(林四文革)、七九(三中全会)、八九(六四)、九九(?)。——也不是十年一变,而且每一变都面目全非;每一变还不都是老中国千年也变不出的新花样?;2、要明白胡适、杜威的意义,首先明白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作者将其归纳之为两大“突破”: 第一,突破了孔孟和儒家在“汉族中心主义”中所制造的瓶颈,而使“独崇儒术”恢复到先秦时代,群经与诸子平等的地位。这也就是把董仲舒以后,二千年来“被扭转的历史再扭转过来”。是一种文艺复古、文艺复原的文化运动(须知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原义就是文艺冲开中世纪教会所制造的枷锁,而复希腊罗马之古啊!)。 第二,胡适更进而突破了“汉族中心主义”这项自我束缚的民族文化的瓶颈,而代之以“欧洲中心主义”的宇宙观。3胡适对作者说,中国传统思想中最信服的是老子。老子比孔子更“老”,是孔子的老师。讲个故事,来说明胡适思想成熟期。某天早晨胡适他在康奈尔大学校园内的铁索桥上,俯视绮色佳大峡谷,见到山岩被水冲刷成溪的迹象,而对老子以“至柔克至刚”的哲理顿有所悟。作者认为,胡适的思想也就是山峡中的流水。它迂回、它漩绕、它停滞、它钻隙……不论经过何种阻扰,它是永远地流下去。溪流冲石,千年万年,岩石总会消蚀成一个大峡谷来。——这便是胡适的大方向;一个潮流的方向;中国前途的方向。胡先生最喜读的一首宋诗,大体是“千岩不许一泉奔,拦得溪声处处喧,等到后头山脚尽,悠然流水出前村”。这样大概能明白为什么胡适的思想能够越禁越有生命力吧,符合反脆弱特征(尔曹身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胡适是中国文化史上照耀古今的巨星,反脆弱弹性原理,越禁越显性);4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分阶段完成的。而各阶段有各阶段的主题和若干副题。主题便是各该阶段的“当务之急”。而副题(可能是次一阶段的主题)在现阶段则往往是“不急之务”。而完成这主题与副题的方法则可能是抵触的。因此,集中全力完成主题,可能增加解决副题时的困难。但是忘却主题而侧重副题的,则往往为该阶段所唾弃。古人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又说:“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如果忘却主题而侧重副题,则是“本末倒置”,“不知先后”。“各阶段及其主题”相关章节值得深读。简言之,凡事都要有个轻重缓急,远虑近忧,都要有所考虑,权衡好不让其过分冲突,影响大局; 5、在“郭廷以——教我做research的启蒙师”文章中,作者记叙了如下的经历:大三时,我选修顾颉刚先生的“商周史”,也把期终作业写成《中国郡县起源考》。曾蒙顾老师用朱笔作长批,说什么“有眼光、有裁断”,大大奖励一番。这篇短短的期终作业后来在“安徽学院”(今日安大前身)的学报上发表了,史系主任李则纲教授和中文系主任朱清华教授都批览了。它竟变成我进入安大教书的敲门砖。后来我进哥大,它也帮我在哥大的“中国历史研究部”找了一份工作,因为它证明了我可读中国古书。最可笑的是,它又把我介绍成“小门生”的身分,去替胡适老师写自传。替胡老师写自传(写传记或年谱是另一回事),不深入古籍,胡老师是不要的。这一点我想罗尔纲先生一定知道。——一篇短短的期终作业,混了这么多碗饭吃,真如胡老师所说的:“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6我国现代化的内容与特性。现代化运动反应在我国的内容与特性,又是些什么呢?作者归纳之为六大项目如下(1)独立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国家形式;(2)工业化和社会化的国民经济;(3)合乎人类理性,合乎科学,并能适应工业化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社会制度;(4)专精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研究;(5)教育及其工具之普及;(6)民主政治。亦即是一种足以保障基本人权,采用多数决定和法治的原则,用选举方式产生的政治制度。

三、个人理解:这本书非常好看,网上的流行和疯传让我都觉得惊讶,对于其中的真知灼见,只能借用作者最后收尾的“历史是透明的催化剂,她可净化智者的灵魂”这句话,来赞美历史学家做的事情,多读历史书,尤其是这样的书,我需要再多读好几遍。

最后,引用作者书中关于袁同礼的记述中的文字,来表达对各行各业中领导我们转型的“启蒙大师”们的敬意:

国家大政、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各行各业都有其先知先觉的带头人,这就是我们所谓“开风气”的大师——领导我们转型的巨人。

领导我们作政治转型的是康有为、孙文(中山);

领导我们作军事转型的是李鸿章、袁世凯、蒋百里、蒋介石(中正)、毛泽东;

 

领导我们搞外交转型的是李鸿章、顾维钧、周恩来;

 

领导我们作哲学思想转型的是胡适、陈独秀;

 

领导我们作语言文学转型的是胡适、周树人(鲁迅);

 

领导我们作教育道德转型的是蔡元培、张伯苓、胡适;

 

领导我们作建筑学转型的是梁思成、贝聿铭;

 

领导我们作图书管理学和目录学转型的是袁同礼、蒋复璁;

 

领导我们作……(其他转型的至少还可举出百人)

 

换言之,近百余年来,我国各行各业,皆有其各自的“转型运动”——通过“西化”的阶段,到达「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其后自有其自然前进发展的规律。在这各行各业的转型运动中也各有其“启蒙大师”。我个人试拟上列诸人为例,就是说明,袁同礼在近代中国,是位领导我们搞现代图书管理学和现代目录学的带头人和启蒙大师——这便是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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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吉力

余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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