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书，第六十九期（20141207）：《盐铁论》

作者: 桓宽（汉）

导读：赵善轩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4年9月第1版

一、整体观感：1、《盐铁论》是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的文件写成的政论性散文集。它比较生动地记述了御史大夫桑弘羊和从全国各地召集来的"贤良"、"文学"们的辩论，保存了许多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和风俗习惯，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为春秋战国以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国家主义经济思想作了深刻的总结，在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的同时，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提供了宝贵材料，也为我们反思重要经济政策与制度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 2、按导读者介绍，本书是我们了解汉代学术思想的重要作品，书中的民间学者“贤良与文学”，如司马迁般，也是在老百姓的生计上考量，大肆批判国家的干预行为，痛斥政策导致民不聊生，背离人民，言语中或多或少地倾向自由主义，他们追忆文帝的无为而治，认为政府应减少管制以及干预行为，反对官营工商业，提倡国际应减少不必要的管制，强调不应与民争利，以此议讽汉武帝汉昭帝时期的干预主义。导读者提示我们读者不要忘记中国里市场也有可以与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相提并论的伟大经济思想学家及传世著作，尤其是先秦至西汉年间的学说；3、鸡蛋高墙——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永远站在鸡蛋那一方：作者桓宽是治春秋公羊学的儒生，也是建制的中级官吏，但他没有唯唯诺诺的奉承国家。他的立场明显倾向于贤良文学等反建制的一方，文字中处处显露同情之意，又故意描绘政府代表的丑态。《盐铁论》总十卷，共六十篇，考虑到后三卷要义多与前面重复或者说相同，手头的这个版本仅选取了前七卷（共四十一篇，涵盖了盐铁会议的关于社会经济问题的对话记录），外加第十卷的第六十篇，这最后一篇是作者桓宽首次将自己的观点直接表达出来，就参加盐铁会议的双方做了点评。

二、细节心得：1、 文学与贤良：按卷五第二十八中“文学皆出山东，希涉大论。子大夫论京师之日久”（译文是：文学都来自华山以东，很少参与过国家大事的讨论，贤良在国都参与国家大事已经很久了），“文学”是地方选拔上来的书生，而“贤良”则是在京辅选拔出来的读书人。“贤良”谦虚地表示“夫山东，天下之腹心，贤士之战场也”，而自己“才驽下愚”。在学风开放、百家争鸣、名家辈出、思想多元化的那个时代，这些当时的知识分子们不时引用道家、儒家、阴阳家的经典来与政府高层代表论战，不作政府“犬儒”，彰显了学人应有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虽然他们也有很多值得商榷尤其是很多理想主义的观点，但我们始终要明白的一点是，学人和执政者的分工与定位确实需要明确，说白了，自古以来，读书坚持风骨，作为政府监察人的身份要有权利保障，官员是真正的实践者，要注意权衡每项政策的综合利弊，要明白社会经济影响。双方不必过分苛责彼此；2、志大者遗小，用权者离俗：志向远大的人不拘泥于小节，善用权力的人不同于世俗的看法。书中文学和贤良引述的经典以及说的话更多，这一句是比较喜欢的一句大夫曰，与这句话对应的是文学曰“志善者忘恶，谨小者致大”，还有一句引用的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官员只图短期利益不考虑祸害，不做长远考虑，很多事情就会更多麻烦。书中很多对事不对人的争论，各自都有各自的道理，每句话都有对应的经典人物、故事，可能也有极少数为双方都公认的偶像，比如姜子牙、曹参、伍子胥，但更多的是体现彼此价值观极大不同的争议人物，比如商鞅、李斯、范蠡、公孙弘甚至还有管仲；3、农，为天下之本：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作者桓宽在第一篇“本议第一”中就表示了自己站在文学的一方，认为农业是社会之本，否定了桑弘羊认为农业与商业并重的说法。但实际上桑弘羊的本末并重不是他引述司马迁所说的民间发展模式，而是官营模式，也就是盐铁酒专卖制度。同时，贤良文学们认为农为本的时候，认为工商业发达必定会使人心不古、社会不稳定，以此重农抑商，否定互通有无的工商业。所以唐德刚说，本来西汉初年已经萌芽了中国资本主义，却被一个轻商的国家一竿子打翻，一番两千年，再也萌不出芽来。要认识农业发达，就不能对农业的定义过于狭隘，不能仅仅限于粮食生产，农副产品、生产资料相关的技术、生产、融资与运输、买卖、流通也越来越关键。

三、个人理解：1、有人说这本书是一部部空前绝后的奇书，因为它是中国文化史上唯一的一本比较客观地记录了统治阶级内部当权派和非当权派关于国家的财政、经济、外交、文化等大政方针问题争论的著作，为我们反思重要经济政策的出台与制度的制定提供了一面自己古老历史的镜子，比如很多初衷良好的政策与变革，可能导致的是破坏性很强的结果。如果喜欢这本书，可以结合书中不断提到的黄仁宇、《尚书》一起读。还有每周一书第六十五期推荐的《中国经济史》，关于钱穆书中与这本书中重合的“中国经济思想的两大派”内容，我备注在后面；2、贤良文学主张儒家传统的道德治国，桑弘羊要以法家思维整肃，双方不断就民间疾苦的原因、匈奴的政策、盐铁官营政策的利弊、施政方针和治国的理论思想，以及祖宗法制的争论，争论时体现了我们古人思维中喜好的“非黑即白”的“二元论”，对自己有利的论点就片面式利用，对自己不利的则完全熟视无睹，除了能够一致地崇拜三皇五帝和少数的伯乐还有姜子牙、孔子等圣人外，就是推崇当今天子。这些都反映了这些表面 “尚仁义”与“务权利”之争，实际是两大势力政治角力；3、不过相对而言，记叙的作者还是比较客观的，虽然也有表明自己的鸡蛋高墙立场，人不可能没有一个立场，关键在于坚定与否，作为建制官员代表谁的利益更难得。而且，无论他们怎么争斗，还是希望作为领导的人明白权力来自于何处，作为一个优秀的士大夫和政府官员，就要明白不能总是唯领导是从，只对上负责，对下面招来的人才只有苛责，当做实现自己仕途顺利的工具，所谓“大夫其身不正，不能服人”。

Anyway，无论谁，都做好自己本职的事情。文学曰“治大者不可以烦，烦则乱；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

一点备注

中国经济思想的两大派：汉武帝时代的全部经济制度与政策可以代表中国自古至今的两派不同经济思想。一派是以晁错、贾谊和董仲舒为代表的正统儒家思想，是统制的计划经济，也可以说是人道主义、文化主义的经济思想（轨物主义，轨是轨道，物是标准，含有礼乐教化之意义）。另一派是司马迁极端放任的自由个人主义的经济思想（不同于老子各安其所、天下太平的“至老死不相往来”）。中国政治的复杂之处在于，历代以来都轮番采用上述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太史公的让人民放任自由的经济思想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意思是说“中国自有历史记载以来，自虞舜夏禹起，直到西汉司马迁的时代，2000年来，人人的欲望便是想看尽天下间美丽之色彩，想听尽天下间悦耳的声音，想尝尽天下问美味的食物。人人想过身心安逸的快乐日子，有自我得意的荣耀人生。这种长期以来的习俗已无法改变了。即使用很高的理论向家家户户去说服他们，也属无效。所以司马迁认为不如照他的意思，让人民放任自由好了。次一等的便是领导他走向一条规定的道路；其次是教诲他们，灌输以哲学，但这已是第三等了。至于第四等，那便是用社会主义的统制计划经济来管制人民。最下等则是与民争利了。”